女子詐騙9448萬 花6000萬打賞主播 事件始末2025最新消息

由于卷入一場銀行職員的詐騙案，映客的賬戶被警方凍結了約2000萬元。近期，這家直播平臺正在法院申訴以解凍這筆資金。其理由在于，雖然銀行職員用詐騙贓款在映客上進行打賞，但打賞分成是平臺善意取得的。

善意取得是一項法律上的制度，當財產的非法持有者將其轉讓給他人時，如果受讓人不知曉財產來源非法，且為此支付了合理的對價，便可以合法取得這筆財產。善意取得制度的設計初衷，意在保護正常的市場交易秩序。

映客不是唯一想基于善意取得來規避損失的直播平臺。南都記者了解到，另一家牽涉到贓款打賞案件的頭部游戲直播平臺，目前也在用相同的理由試圖說服法官。從裁判文書網上的公開案例看，YY直播、虎牙直播、抖音、快手等主流直播平臺均遭遇過被追繳的經歷。

擺在平臺和主播面前的難題，不僅僅是如何證明自身符合善意取得。一道更前置性的程序障礙在于，能否獲得在庭審中表達意見的機會?這是因為，作為贓款被追繳者的平臺和主播，只是刑事案件中的案外人，而非當事人。一位與映客無關聯的直播平臺人士向南都記者表示，案外人有時在訴訟程序中缺位，使得法官在作出追繳決定時未能聽取這部分主體的聲音，更多去顧及受害人等其他主體的訴求。

多位處理過贓款追繳案件的人士介紹，從公安偵查期間凍結賬戶資金之日起，平臺如果想了解具體案情、參與庭審，以及拿到判決書，所能做的就是和警方、法官溝通。“在溝通被拒絕的情況下，也沒有什么特別好的辦法，只能繼續溝通、持續溝通。”前述不具名直播平臺人士稱。

6000萬詐騙贓款流入直播間

映客卷入的是一名光大銀行職員持續13年的詐騙案。

生效判決書記載，2009年6月至2022年6月期間，席薇利用其光大銀行鄭州某支行客戶經理的身份，使用微信或電話，向之前認識的客戶推薦虛構的光大銀行理財產品，承諾保本保息、收益高，騙取了31名被害人的信任。

當被害人到光大銀行鄭州某支行大額取現后，席薇再用辦公電腦將被害人交付的資金轉存、劃轉到她個人控制的賬戶。在此過程中，席薇偽造了理財產品協議書，并加蓋私刻的光大銀行鄭州某支行業務專用章。

截至案發，席薇共計騙取9448萬余元。這當中，她花在映客和抖音直播平臺的充值打賞金額就多達6000余萬元。其中，映客充值5951萬余元，抖音充值170萬余元。

審理此案的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判定，席薇犯詐騙罪成立。就追贓問題，法院指出，席薇向網絡直播平臺充值及對主播的打賞，不屬于合理的消費行為，客觀上造成眾多被害人被騙款項無法償還，應依法予以追繳，按比例發還被害人。鑒于直播平臺和主播已對打賞金額分成，法院認定分別向映客、抖音兩家直播平臺和主播追繳。但由于涉案主播眾多，絕大部分主播收受打賞金額較小，法院最終決定只追繳接受了兩萬元以上打賞的主播。

在案證據顯示，自2016年9月至2022年9月，席薇名下三個映客平臺賬號累計充值4091次，充值金額5901萬余元，打賞25.366萬次。這三個賬號共計給2565名主播送禮，但主要集中在16名主播。席薇另有兩個映客平臺賬號充值49萬余元，打賞了232名主播，大部分流向了其中的7名主播。

前述不具名直播平臺人士表示，席薇案中，法院對平臺和主播分開追繳，對平臺而言并不是最極端的方案。現實中最激進的做法是直接向平臺追繳所有的贓款，即使主播已經將錢款提現。

中國政法大學網絡法學研究所所長、教授、博士生導師李懷勝亦告訴南都記者，一些案件中，主播可能將獲得的贓款打賞揮霍一空，法院或公安機關便強行要求平臺去填補贓款虧空，“這是違背法律精神的”。

平臺和主播的注意義務幾何?

熟知席薇案的墾丁(蘇州)律師事務所合伙人王天皓明說，映客決定對此案申訴，除法律爭議之外，追繳金額太高也是重要因素。

按照刑訴法司法解釋，案外人認為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侵害其合法權益，提出申訴的，人民法院應當審查處理。

一旦重新審理，映客究竟是否構成對贓款打賞分成的善意取得，將是法院繞不開的問題。按照多份司法解釋的規定，第三人善意取得詐騙案涉案財物的，執行程序中不予追繳。

在李懷勝看來，直播平臺和主播實際上很難甄別用戶打賞金額是否為贓款，不可能對每一個直播打賞行為的法律關系的真實性、有效性進行審查。如果這樣做，反而涉嫌過度搜集用戶信息，違反個人信息保護法。

李懷勝據此認為，對主播而言，除非用戶在打賞時或打賞前后明示或暗示打賞資金來自違法犯罪所得，否則就可以認定為善意。而平臺需盡到的注意義務則包括：審核準入資質、完成信息備案、落實實名制規定、對非理性打賞進行提醒等。

王天皓明發現，實踐中，幾乎還沒有司法案例詳細論述過直播平臺的注意義務，“都是很籠統的表述”。

今年1月中旬，《人民法院報》曾刊發中國應用法學研究所主辦的贓款打賞追繳研討會的會議綜述。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刑三庭副庭長蘇智麗在會上提出，可從五個方面判斷能否適用善意取得：一是平臺是否依法成立;二是平臺是否盡到監管義務;三是主播服務內容是否違法或違反公序良俗;四是主播服務和打賞金額是否對等或基本對等，且符合限額規定;五是排除明知或者惡意串通的情形。

關于打賞限額，國家網信辦等七部委在2021年2月印發的《關于加強網絡直播規范管理工作的指導意見》中明確，平臺應當對單個虛擬消費品、單次打賞額度合理設置上限，對單日打賞額度累計觸發相應閾值的用戶進行消費提醒。

南都記者注意到，抖音直播提供了“理性消費助手”，用戶可自行設置消費限額。映客方面也透露稱，即將上線相關功能。

抖音上的“理性消費助手”功能，用戶可自行設置消費限額。

惡意串通可能表現為洗錢。例如在上海市公安局2023年發布的全國首例利用網絡直播打賞實施洗錢犯罪的案件中，集資詐騙案犯罪嫌疑人先是將巨額贓款打賞給某網絡直播平臺上的主播，隨后，這些主播再將提現的錢款轉給犯罪嫌疑人。主播的動機是為了從中獲得直播人氣、曝光率和部分傭金。

前述研討會上，北京理工大學法學院教授孟強還提出，使用贓款在直播間的打賞如果是小額、多次、多頻的，主播和平臺獲得的收入，可以視為善意取得。

大額打賞是否就不落入善意取得?該問題存在爭議。多位受訪者說，不能絕對地認為，打賞金額高便不存在合理的對價。李懷勝表示，網絡直播打賞與傳統交易模式不同，用戶打賞金額可能非常巨大，“法無禁止即自由”，不宜輕易否認用戶的巨額打賞與用戶接受的網絡直播服務仍可形成合理對價。王天皓明分析稱，合理對價需要進一步結合主播的直播時長和直播內容進行認定。

案外人缺位的風險

善意取得成立與否的不確定性之外，平臺和主播囿于案外人身份，也不一定有機會參與到刑事案件庭審中發表意見。

多位熟知贓款打賞追繳案件的人士，描述了平臺介入訴訟的流程——

當發現賬戶資金被部分凍結后，平臺不會收到相關文書。此時，平臺需要和銀行聯系，了解具體是哪個機關下令凍結，比如某某公安局。

接下來，平臺再找到相關公安機關，打聽案件詳情。王天皓明說，警方愿意披露多少案情，可能因所在地公安部門甚至具體負責人的不同而存在差異，也考驗平臺方的溝通技巧，“能聊到什么程度完全看命”。

當刑事案件進入法庭程序，平臺方如果想出庭發表意見，則要提交書面申請，反復和法官溝通。這是因為，按照刑訴法司法解釋，案外人對凍結的財物存在異議的，法院應當聽取其意見，必要時，可以通知案外人出庭。亦即，出庭與否，取決于法官的自由裁量。王天皓明介紹，另一起目前正在審理的涉及某游戲直播平臺的贓款打賞退繳案件中，法院為該平臺提供了單獨開庭的機會。

中國政法大學訴訟法學研究院教授郭爍在前述研討會上同樣指出，案外人并不屬于當事人或訴訟參與人范疇，難以通過庭審程序就相關財物提出訴訟主張。

前述不具名直播平臺人士表示，現有訴訟制度下，平臺方容易在贓款打賞追繳案件程序中缺位，導致發言權受限，這使得法官更多聽到的是受害方的聲音，于是根據贓款表面的資金流向直接追繳，幫助受害人挽回損失，“站在法官的視角，這在職業道德上也有一定正確性”。

案件宣判之后，如果平臺不認可執行方案想提起申訴，拿到判決文書是必要前提。但這名直播平臺人士稱，由于平臺不是訴訟參與人，法院不一定會把判決書交給平臺，“沒有文書，就沒辦法快速提起救濟程序，這是一個死循環”。據了解，映客拿到的席薇案判決書，并非由法院送達。

該直播平臺人士介紹，極端情況下，賬戶上的資金已經被劃走，平臺卻沒拿到全部的法律文書。這會給公司的稅務合規帶來麻煩——司法支出的記賬需要相應的文書支撐，若缺乏這些文件，公司難以處理賬務。此外，平臺一般已對涉案資金繳納稅款，這在追繳判決中常被忽視。

孟強研究了平臺被追繳的公開案例，他也發現，追回涉案款手段多在案件移送法院審理前對相關平臺公司的銀行賬戶予以凍結，裁判文書生效后直接劃轉，或者裁判前即已凍結扣劃“追贓”。

如果資金已被劃走，還將給后續申訴帶來難題。前述直播平臺人士坦言，申訴改判后，理論上有執行回轉的空間，但實際概率微乎其微。被劃走的資金往往已經返還給受害人，一旦要進行執行回轉，意味著要從眾多受害人手中把這些錢再取回來，“難度很大”。

為了應對案外人訴權保障不足，郭爍提議，建立專門的涉物訴訟程序，允許案外人參與訴訟活動，通過庭審解決涉案財物的權利歸屬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