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塔爾世界杯為何是最有爭議的一屆? 背后有什么原因?

即使如此，卡塔爾世界杯的投入仍從外界最初估計的950億美元增長到最后薩瓦迪口中的“超過2200億美元”預算。除了大型賽會常見的預算超支，查德維克指出，預算猛增是因為卡塔爾遭遇了更獨特的困難：當國際社會的批評聲鋪天蓋地而來，多哈的管理者們才意識到，關于世界杯的許多問題，他們在競標時根本不曾考慮。

“卡塔爾買下了世界杯”

2004年1月，國際足聯前發言人多尼奧尼作為2006年多哈亞運會顧問來到卡塔爾。他見到時任多哈亞運會組委會主席阿勒薩尼后，對方第一句話就是：“你覺得我們能申辦一屆世界杯嗎?”

“我說：不，你們不能，卡塔爾太小了，氣候也不合適。”多尼奧尼近日對《中國新聞周刊》回憶道。

2009年，國際足聯宣布啟動2022年世界杯主辦地招標。競標者多是西方大國，沒有人將卡塔爾視為對手。國際足聯派出的專業評估組當時評估：卡塔爾是所有候選主辦地中唯一的“高風險”地區。美國代表團直到結果公布時也不相信自己會輸。多尼奧尼透露，時任國際足聯主席布拉特心向美國，“他的計劃是：2018年給俄羅斯，2022年給美國，2026年給亞洲超級大國。卡塔爾不在他的計劃內。”

卡塔爾位于波斯灣西南海岸的狹小半島上，土地面積約1.15萬平方公里，當時人口不足200萬。這里第一家本土足球俱樂部在上世紀40年代英國殖民末期創建，比亞足聯的歷史更悠久。到20世紀初，卡塔爾足球已構建起三級聯賽體系。然而，時任阿聯酋沙迦大學教授的麥迪奇在卡塔爾競標世界杯前后調研該國足球產業時，發現當地人對本國足球運動不甚了解。

2022卡塔爾世界杯官方用球。

2010年，卡塔爾國家隊在國際足聯的等級分排名為113名。麥迪奇回憶道，人們甚至“說不出自己國家任何一個球員的名字”。這是當時中東足球業的常態：頂級聯賽和下級聯賽之間沒有晉級和降級機制，觀眾席總是空蕩蕩，免費的包廂放上免費的零食也沒有人來。一些外援和教練被引進，但在他們家鄉歐洲的俱樂部，人們傳言：只有失敗者和“淘金者”才會去卡塔爾。

面對國內現狀和國際質疑，卡塔爾為何要申辦世界杯?卡塔爾大學教授、卡塔爾大學體育科學項目原主任馬赫福德·阿瑪拉對《中國新聞周刊》說，2009年到2010年的競標季，距離卡塔爾政府“認識到體育的力量”才過去三年。就整個中東地區而言，發展體育事業不是因為“游牧時期的遠古傳統”，而是因為“人類歷史上的第一場現代化戰爭”。

1990年，海灣戰爭爆發，中東成為冷戰結束、國際局勢劇變時期最早被點燃的火藥桶;2001年“9·11”事件爆發，宗教恐怖主義成為國際社會聚焦的重點，其落點又是中東。石油、脆弱、保守、極端、受外部力量左右，逐漸成為該地區的標簽。阿瑪拉回憶道，海灣各國被迫開始重建自己的地區和國際影響力網絡，而興起的“軟實力”概念則成為“補償安全脆弱性”的關鍵路徑。投資傳媒、航空、體育，成為中東各國不約而同選擇的道路。

卡塔爾進行了幾次嘗試：創建半島電視臺、卡塔爾航空，以及承辦亞運會。2006年，卡塔爾第一次承辦超大型國際賽事，也是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一屆亞運會。近半個世紀不遇的大雨導致意外不斷，但投資空前的開幕式吸引了全球17億觀眾，讓歐洲人罕見地被亞運會吸引，甚至引來此后奧運會開幕式的團隊“取經”。這也是卡塔爾首都多哈第一次成為全球聞名的城市。阿瑪拉指出，這次經歷成為卡塔爾在“通過體育實現國際戰略的里程碑”。

亞運會結束當年，更大的布局就悄然在足球領域展開。西方媒體稱，擔任卡塔爾投資局和卡塔爾國家奧委會負責人的塔米姆·本·哈馬德·阿勒薩尼是幕后掌舵者。他是當時的埃米爾的第四子，但已被外界視為接班人。

查德維克是受邀參與卡塔爾世界杯申辦工作的外國顧問之一。他對《中國新聞周刊》說，卡塔爾在2006年到2008年間已經形成了要競標世界杯的共識。2006年底，卡塔爾全面改革聯賽機制，參與亞冠聯賽，成立了第一個培訓體育專業人才、從事體育交流的精英學院(Aspire Academy)。

同時，多支卡塔爾資本開始入局歐洲頂級足球俱樂部。成功申辦世界杯后不到半年，卡塔爾主權財富基金以5000萬歐元拿下巴黎圣日耳曼70%的股份，并在當年砸下8400萬歐元引援，使巴黎圣日耳曼在2013年到2019年期間六奪法甲聯賽冠軍。

與卡塔爾幾乎同步，阿聯酋、巴林、沙特等中東國家也將對外投資重點轉向歐洲各大足球聯賽。雖然一級方程式賽車巴林大獎賽的投資回報率也很高，但查德維克指出，相比流行于部分地區或特定群體的賽事，足球的普及程度最高，國際足聯的成員有211個，比國際奧委會還多5個。世界杯和歐冠聯賽是全球觀眾最多的兩大體育賽事。另一個因素是：任何體育運動都不像足球那樣在歐洲大國中具備商業和政治影響力。

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東研究所高級研究員詹姆斯·多爾西對《中國新聞周刊》指出，理解中東國家與其他國家投資體育的目的區別，才能抓住整個“世界杯故事”的脈絡。“中東國家投資體育的目標不止于盈利或軟實力，而是尋求在國際上的合法性。更直白地說：中東國家希望通過軟實力建設，讓多數國家、特別是主要國家認同自己是正常、現代的國家，從而維持與國際社會的合作，得到主要國家的保護和支持。”

11月11日，卡塔爾多哈，人們在濱海大道的世界杯倒計時鐘旁留影。

“你情我愿的交易”

時間來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時任國際足聯主席布拉特后來透露，因為金融危機對高成本大型賽會的未來造成不確定性，導致國際足聯的主要贊助商有意減資，國際足聯執委會被迫決定，打破“一次競標一屆”的傳統，在2010年同時決定2018年和2022年兩屆世界杯的主辦地。其中2018年是“回歸歐洲”，因而2022年必須由非歐洲國家承辦。

與此同時，受金融危機后的能源價格上漲刺激，卡塔爾國內生產總值(GDP)不降反升，到2009年已較五年前翻了一番。更進一步，卡塔爾將自己申辦世界杯描述為“第一屆中東世界杯、第一屆阿拉伯世界杯”。這種說法借鑒了2002年的韓日世界杯，并搭配了“部分賽事可在周邊國家共同舉行”的輿論傳出。

法國斯凱瑪商學院教授西蒙·查德維克形容，這是一場在特殊節點的“雙向奔赴”。他指出，卡塔爾契合了國際足聯在金融危機后對中東這個“最大潛在市場”的關注：這里經濟形勢向好，不缺乏足球熱情，從沙特到伊朗的本土球賽常能吸引上萬觀眾，而職業聯賽發展落后、觀眾流失，恰好是國際足聯介入的機會。

2010年12月1日，卡塔爾歷經國際足聯執委會22名成員四次投票，先后擊敗澳大利亞、日本、韓國、美國，獲得2022年世界杯主辦權。消息傳出，歐美震動，幾乎沒有人相信這是一場正當的勝利。國際足聯秘書長瓦爾克在一封郵件里說“卡塔爾買下了世界杯”。

迫于輿論壓力，國際足聯聘請美國法學家加西亞主持獨立調查。一份盤根錯節的交易圖景隨之展現在世人面前，2006年以來卡塔爾在足球事業的布局幾乎都牽涉其中。

調查人員發現，卡塔爾以培訓合作名義開設的精英學院與泰國的合作格外密切，而這又和持有投票權的國際足聯泰國執委馬庫迪產生關聯。調查聚焦于一次令人懷疑的會議：卡塔爾和泰國雙方人士在會上討論了一份巨額天然氣合作協議以及“促進足球合作”。

接受調查時，涉事人員宣稱那場會議就是涉及這兩個話題，一部分人只討論天然氣，另一部分人只討論足球。加西亞在最終調查報告中指出，沒有人能解釋清楚：為什么一次會議上會出現這樣兩個“完全不相干”的話題。

調查還指向更高層的介入。2010年11月，持有投票權的國際足聯副主席、歐足聯主席普拉蒂尼去參加一次午餐會。普拉蒂尼對調查員說，他本以為這是和時任法國總統薩科齊的私人午餐，但到場后卻發現卡塔爾埃米爾的第五子、時任卡塔爾首相也在座。當然，普拉蒂尼補充道，兩國政府都沒有明確要求他給卡塔爾投票。

遭遇諸多阻力后，加西亞于2015年9月提交了長達430頁的調查報告，國際足聯隨后表示，卡塔爾的行為并未影響投票結果的公正完整，因而不必進行重新投票。此后，一系列源自瑞士、美國、法國等地的調查逐步展開，包括布拉特、普拉蒂尼等在內的高層遭到司法指控，但對2022年世界杯投標是否存在腐敗的結果，并無定論。卡塔爾方面稱，這些指責是惡意且含有種族歧視的。

長期研究國際足聯腐敗問題的美國密歇根州立法學院榮休教授布魯斯·比恩對《中國新聞周刊》指出，調查和處置有關世界杯的幕后交易幾乎是不可能的。“當一個來自卡塔爾但正在法國‘旅行’的人，向一個國籍秘魯但住在美國的人行賄，然后這筆錢被送到開曼群島的銀行，誰能調查這筆賄賂?”他說，“誠然，國際足聯受其總部所在國瑞士的法律管轄，但幾乎沒有犯罪會發生在瑞士。”

不過，所有受訪者都表示，賄賂丑聞不會影響本屆世界杯的成敗及卡塔爾的聲譽。“腐敗一直在國際足聯內部盛行，1998年法國世界杯和2006年德國世界杯也未能幸免，卡塔爾只是和其他國家遵循了同樣的游戲規則，”查德維克說，“只是他們可能花了更多的錢，所以‘玩’得更好。”他指出，現在回顧這段歷史，人們不應忽視的是：卡塔爾有舉辦世界杯的需求，國際足聯也有在中東推廣足球的目標，這最終是一場“你情我愿的交易”。

11月11日，卡塔爾多哈，透過伊斯蘭藝術博物館陽臺上的拱門遠眺多哈的建筑群。

“不可思議的轉變”

申辦成功之初，卡塔爾人并未預想到世界杯需要他們做出怎樣的改變。英國《衛報》調查稱，卡塔爾競標世界杯成功后的三年間，500多名尼泊爾工人和 700 多名印度工人已因高溫和加班倒在大規模建設一線。他們的身份證被收走，沒有食物和飲水保障，許多人拿不到工資，甚至要向勞務公司倒貼資金。

在卡塔爾，這不是新鮮事：該國只有15%的常住人口為卡塔爾公民，占常住人口近85%的是涉外公民，其中以來自南亞的廉價勞工為主。他們沒有公民權，甚至受卡塔爾法律要求不能主動更換雇主。這是因為一種名為“卡法拉”(kafala)的制度，源自伊斯蘭教法，在上世紀中葉海灣國家開始大規模開采石油時再度興盛，留存至今。

哈桑·薩瓦迪一直試圖解決勞工問題。他是“交付和遺產最高委員會”(下簡稱最高委員會)的秘書長，這是卡塔爾政府為2022年世界杯設置的組委會。2017年11月，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東研究所高級研究員詹姆斯·多爾西在一場國際會議上和薩瓦迪相遇。讓多爾西感到不同尋常的是，薩瓦迪坦言“很多人對國際足聯選擇(卡塔爾)感到不滿”，并指出勞工問題等顯示挑戰確實存在。

“我理解人們很容易憤怒，我們生活在一個理想被戳破的世界，”薩瓦迪說，“但我們正在實現難以想象的目標。”

“和任何社會一樣，卡塔爾國內存在派系，存在對世界杯的觀點分歧。”查德維克說，薩瓦迪及其領導的最高委員會被視為“開明派”。薩瓦迪本人留學英國，會說四種語言，還曾在歐美從事律師事業。問題是：他不是勞工部長。更復雜的是，卡法拉制度涉及的雇主擔保問題由內政部管轄。

2010年以來，查德維克多次參與最高委員會和卡塔爾政府部門間的會議，來自沙漠部落傳統的“大議事會”風格讓他備受折磨。“這種決策方式當然有其歷史原因，但現實是，就任何問題，各部門間都要進行漫長的大討論，尋求所謂‘中間道路’。”查德維克說，“我的感受是，這就像在市場里討價還價。”

轉變出現在2016年。2013年，老埃米爾決定遜位，塔米姆·本·哈馬德·阿勒薩尼成為阿勒薩尼家族第一位不依靠政變順利繼位的領導人。1980年出生的他當時才33歲，是卡塔爾歷史上最年輕的領導人和當時阿拉伯世界最年輕的國家元首。相比父親，新君主和薩瓦迪有更多的共同語言。他們都曾留英，薩瓦迪是塔米姆在卡塔爾投資局的總法律顧問，也是塔米姆領導2006年亞運會組委會時的重要助手。

西方媒體稱，因為在軍隊等部門“缺乏根基”，塔米姆就任埃米爾后沒有迅速開始大規模改革，但一些旨在提高政府效率的部門合作和預算削減悄然展開。2016年1月，塔米姆對卡塔爾政府進行了一場“旨在提高政府運作效率”的改革，多位部長被撤換，部門被合并。在查德維克的印象中，“大約從2015年開始”，他感受到卡塔爾政府的決策效率提高了。

勞工問題終于得到解決。2017年10月，國際工會聯合會和卡塔爾政府簽署協議，超過200萬移民勞工的法律地位一朝改善：工人不再需要雇主的許可就可以跳槽或離開卡塔爾，也不再需要繳納“招聘費”，八個政府開設的招聘中心為他們排除來自雇主的不平等合同條款。

對卡塔爾而言，這意味著突然增加世界杯籌備成本。僅2020年，卡塔爾政府就為隔離和治療感染新冠的勞工額外支出8億美元。2020年8月，政府還為全體勞工設置了1000里亞爾(275美元)的每月最低工資標準。國際勞工組織指出，這是中東地區“第一個非歧視性最低工資標準”。政府還要求勞工公司償還此前收取的招聘費，媒體報道稱目前已返還2000多萬美元。

其他變化也同時出現。2020年12月，卡塔爾政府表示允許在2022年世界杯期間出現彩虹旗。同期，薩瓦迪對外宣布，卡塔爾調整了來自伊斯蘭教法的禁酒政策，賽事期間每天許可最多19個小時的酒精飲料銷售。不過，今年11月18日發布的最新政策要求，世界杯八個場館周邊徹底禁止售賣啤酒。

多位專家指出，卡塔爾能夠迎來這些“不可思議的轉變”，除了領導者的思想變化外，還有多重原因。查德維克認為，關鍵在于卡塔爾意識到了世界杯的“聚光燈效應”：當國際勞工組織和人權團體開始談論這里的勞工權利問題后，各國足協、俱樂部、球星乃至國際足聯的主要贊助商們也加入了關注和批評的行列，如果主辦地不能妥善回應關切，所有人的利益都會受到損害。

但是，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東研究所高級研究員詹姆斯·多爾西指出，“聚光燈效應”始終存在，在卡塔爾之前舉辦世界杯的各國也曾遭遇有關腐敗、人權問題的指責，卻“從未有一個國家在立法和制度上做出卡塔爾這樣的改變”。

這也正是多爾西支持卡塔爾承辦本屆世界杯的原因：和那些“較大的國家”不同，卡塔爾是一個罕見的“承辦超大型賽事的小國”，其國際影響力和國家安全幾乎完全依賴“軟實力”而非軍事能力。這意味著國際認可、國際聲譽對卡塔爾的重要性，遠勝于此前所有世界杯舉辦國。“卡塔爾世界杯最大的意義正在于此：之前多屆世界杯的真正遺產只是債務和廢棄場館，只有卡塔爾世界杯是一屆為主辦地帶來真正改變的世界杯。”

不過，并非每個人都喜歡和接受改變。2019年11月，卡塔爾啟動世界杯建設的第九年，查德維克在多哈的喬治城大學卡塔爾中心作了一次關于世界杯的演講。演講結束，一位年過七旬的本地老人攔住他：“我不想在我的國家舉辦世界杯。”“為什么?”“因為它冒犯了我的傳統伊斯蘭價值觀。”

越來越多的“雙向奔赴”?

多尼奧尼說，隨著賽事的展開，人們將會忘記現在討論的一切，聚焦于精彩的比賽，為梅西C羅的謝幕演出、法國隊的衛冕旅程及每一場對決歡呼或落淚。但與此同時，無論是國際足聯還是卡塔爾，世界杯的“操盤者們”必須思考：本屆世界杯的遺產會是什么?

體育社會學家本·卡靈頓曾說，現代體育本質上是“促進民族主義的大型景觀”。從2010年代到2020年代，查德維克感到，世界杯的籌辦讓卡塔爾人的民族自豪感不斷上升。“當我第一次來到卡塔爾時，人們都很謙虛，對國家的未來感到不確定，思想中帶有典型的后殖民時代遺存，”他說，“但現在，他們會明確說：‘我們在某些方面比沙特這樣的地區大國更強。’殖民地、小國的感覺幾乎已不見蹤影。”

不過，在民族自豪感上升的同時，卡塔爾與周邊國家的矛盾也在加劇。2017年沙特等國對卡塔爾實行外交封鎖，指控卡塔爾支持恐怖組織并和伊朗過于親近，卡塔爾政府予以否認。多尼奧尼指出，這本質上“是對卡塔爾籌辦世界杯的一種競爭行為”。

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高級研究員、世界銀行前中東首席經濟學家阿爾扎基指出，中東各國在經濟發展上仍處于依賴能源的小市場，因此鄰國之間在能源出口上競爭激烈，這使該地區淪為全球一體化程度最低的區域。多爾西指出，在這種經濟現實下，指望足球能像2002年韓日世界杯彌合分裂、促進合作，近乎烏托邦的幻想。相反，2022年世界杯進一步加劇了中東的“體育軍備競賽”。

成功競標世界杯之后，卡塔爾和沙特為2030年和2034年亞運會的主辦權展開競爭，卡塔爾贏得2030年，沙特則拿下2034年。目前，雙方都將目標瞄向了奧運會。此外，據西方媒體披露，由于中東地區不會在2022年后很快迎來下一屆世界杯，沙特和阿聯酋正試圖推動國際足聯主席因凡蒂諾關于擴大國際足聯“俱樂部世界杯”的計劃，沙特還試圖組建一個全新的區域足球聯盟“西南亞足聯”。

卡塔爾大學教授、卡塔爾大學體育科學項目原主任馬赫福德·阿瑪拉坦言，考慮到卡塔爾的人口體量，“與中東鄰國廣泛展開這樣的競爭是不利的”。各國真正需要思考的是：作為“軟實力”工具的體育，到底應如何運用?

從經濟角度看，阿聯酋投資了曼城、皇家馬德里，卡塔爾贊助了巴黎圣日爾曼、拜仁慕尼黑與巴塞羅那，這五家俱樂部位居歐洲足球俱樂部增長的頂端，其價值在疫情前的2019年平均增長了9%，而整個歐洲足球市場的營業收入也在疫情前的八年間增長超65%。然而，對于不以盈利為第一要務的中東投資者而言，“買買買”的金元足球模式，連同中東地區對大型賽會的熱衷，卻可能成為其國家形象的負面資產。

多位專家指出，金元足球最終的出路，還是要走向提升本土體育實力。一個明確的例證是：2017年，埃及足球明星薩拉赫加入利物浦足球俱樂部，斯坦福大學移民政策實驗室對當地8000多名球迷進行追蹤調研發現，阿拉伯球星的到來，讓這座英國主要城市居民對穆斯林人口的敵意降低了約20%。

在此背景下，2022年世界杯能否推動中東本土體育文化的興盛，是外界關注的重點。值得注意的是，在籌辦世界杯的十年間，卡塔爾國家足球隊的國際排名已進入世界前40，甚至斬獲2019年亞洲杯冠軍，成為亞洲強隊。然而，麥迪奇指出，這種勝利仍依賴歸化球員，而非本土培養。卡塔爾世界杯能否刺激中東觀眾們走上本國俱樂部聯賽的觀眾席，能否推動關于本土體育產業的統一立法，將決定本屆世界杯的遺產能否長久地為中東“軟實力”做出貢獻。

一個好消息是：從2026年世界杯開始，將有48支而非32支球隊晉級世界杯決賽圈。對國際足聯來說，這意味著票務、贊助及轉播收入增長10億美元以上;而對中東國家來說，這意味著更多留在世界足球舞臺中心的機會。或許，以卡塔爾世界杯為起點，一次又一次“雙向奔赴”將在世界杯的舞臺上演。